公元680年前后，唐高宗调露二年，进士科的考试内容发生了一个看似不经意实则影响深远的改变：诗赋被加进了考试科目。
在此之前，进士科主要考策论——针对现实政务问题写对策。这让进士科偏向选拔有实际行政能力的人。加入诗赋之后，进士科变成了一场文学竞赛。你能不能写出一首既符合格律又有意境的五言律诗，成为了你能不能做官的先决条件。
这个变化在当时就有争议。批评者说：诗歌写得好不代表能当官。这完全正确。但为什么这个"错误的选拔标准"不仅没有被纠正，反而在此后一千年里被不断加强？
诗赋的逻辑：不是选诗人，是选阶层
唐代的进士科文章考的是骈文——一种讲究对仗工整、声律优美、用典精妙的华美文体。诗赋考的是五言律诗——四联八句，平仄对仗，每句五个字。这两种考试从技术层面筛选的不是"行政能力"，而是你有没有受过系统的文学训练。
而受过系统的文学训练，在唐代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你家里有钱请老师。意味着你从小不是在田里干活，而是在书房里背《文选》。意味着你的祖父或父亲至少是地方士绅，而不是文盲。巧合的是，诗赋考试完美地把"能力测试"伪装成了"阶级筛选"——它看起来在考才华，实际上在考家境。
但这不是一个纯粹的负面的筛选。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，诗赋考试解决了科举制早期最大的一个难题：如何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统一的、可以客观评分的考题标准。 策论题目的政策建议见仁见智，评分难以标准化。但律诗的格律是客观的——平仄错了就是错了，对仗不工整就是扣分，不管主考官是谁，你都可以按相同标准打分。诗赋不是最好的选拔方式，但它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最容易标准化、最难作弊的选拔方式。
进士科的崛起改变了中国的统治精英
诗赋入考试不只改变考试内容——它改变的是整个社会的精英再生产模式。
在进士科之前，官场的主流是门荫——老子是五品官，儿子可以荫补七品出身。门荫制度维护的是一个封闭的官僚世袭阶层。进士科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平行的、不依赖血统的晋升通道。一个没有显赫家世的庶族地主，他儿子通过考进士做官，两三代人之后，这个家族就变成了"士族"。这个过程持续了唐代两百多年，到唐末，旧的关陇军事贵族已经消亡殆尽，科举出身的新兴士大夫阶层取而代之。
但这个新阶层的文化性格是由进士科的考试内容塑造的。他们考诗赋出身，所以他们以文才为荣；他们靠文章搏得功名，所以他们把行政能力置于文学修养之下。整个宋代的士大夫文化——重文轻武、重辞章轻实务、重道德文章轻工程技术——都可以追溯到唐代把诗赋定为进士科核心考试内容的那个决策时刻。
这个偏好如此根深蒂固，以至于几百年后王安石试图把进士科从诗赋改成经义策论的时候，遭到了整个士大夫阶层的激烈反对。那不是一场考试改革，那是一场文化战争。而这场战争的起因，在680年的那道考试诏令里。后面的故事，就是宋代科举的标准化突围和王安石变法——两者之间只有一层极薄的切线相连。